李白《少年行之二》背后的中亚文化

李白《少年行之二》背后的中亚文化

马睿

胡姬，现代人俗称“洋妞儿”。

自张骞通西域之后，胡风便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。据说汉灵帝刘宏就特别喜爱胡服、胡帐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饭、胡箜篌、胡笛、胡舞……京城中的王公贵族也竞相效仿。李唐王朝奉行开放包容，兼收并蓄的国策，因此长安也成为了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。早在唐太宗时期，波罗毬就风行于长安。到了唐玄宗时期，由于国力强盛、社会安定，大量外国人常年居住在中国，故而中国的服饰、饮食、音乐、艺术、建筑等诸多领域都深受异域文化的影响。

长安城里的胡人，来源大致可分为四类。一是从北魏、北周时代以来就居住在中国的胡人，他们汉化已经很久，但仍然保留了本民族原来的姓氏；二是从西域来中国经商谋利的商人及其家眷；三是到中国传播佛教、基督教（景教）、摩尼教和袄教（拜火教）的僧侣、传教士；四是各国派往唐王朝担任使节（或质子）的官员、王室成员及其眷属。

在唐朝，长安城很早就有“东贵、西富、南贫贱”的说法。由于长安城东部多是贵族、官员的居住区，所以东市（隋朝称“都会市”，在今西安交大一带）主要从事国内贸易，销售各种奢侈品，服务于达官贵人等少数人群。而西市（隋朝称“利人市”）则主要从事国际贸易，位置在长安城西边，古人认为“西方”八卦为兑，五行属金，故而又被誉为“金市”。

据考古发掘，西市遗址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1031米，东西927米，面积0.96平方公里，其范围在今西安莲湖区东桃园以东、老糜家桥以西、东桃园桥以北、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，先劳南市场位置。共占地约1600 多亩，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，有220 多个行业，固定商铺4 万多家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（庄锦清，《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第5期）。

由于西市距离唐代“丝绸之路”起点开远门很近，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，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。这里有来自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及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商人，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（今伊朗）、大食（今阿拉伯）的“胡商”最多，他们多侨居于西市及其附近的醴泉、布政、怀远、延康等里坊。这些胡商把带来的香料、珠宝、药物卖给中国官僚，再从中国买回茶叶、丝织品和瓷器等。因此，西市内及附近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波斯邸、珠宝店、货栈和酒肆。

当时的王公贵族、公子哥儿、文人骚客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酒肆，最著名的有窦家店、张家楼等（徐松，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四“西市”条），而西市最能吸引李白的则有三大宝贝儿：胡乐、胡酒和胡姬。

我们先来说说胡乐。

西域各国的游牧民族普遍具有豪放、健朗的民族性格，所以“胡乐”具有矫捷、明快、活泼、俊俏的艺术风格。这正好与唐朝开放、包容、兴盛、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，符合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和审美心理。故而“胡乐”在大唐三百年历史中长盛不衰，直到五代、宋朝以后仍然不断发展、流传。

胡乐，包括音乐和舞蹈。唐代的各类乐舞，从它们的历史渊源、风格韵律、审美特征及服饰化妆等构成因素来看，大致可分为三类：一是继承前代传统，具有鲜明中原汉族特色的乐舞，称之为“汉风”；二是展示国内外其他民族乐舞风采，具有鲜明异域风韵的乐舞，称之为“胡风”；三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之上，融合域外各民族、各地区乐舞因素创造出的新型乐舞，称之为“唐风”。三者之中，“胡风”最受唐人青睐。在唐太宗钦定的十部官方音乐（又称《十部乐》，即《燕乐》《清乐》《西凉乐》《天竺乐》《高丽乐》《龟兹乐》《安国乐》《疏勒乐》《康国乐》《高昌乐》）中，有八部都是源自异域的“胡乐”。

与宫廷大曲相比，西市酒肆中表演的多为小型舞蹈，唐朝人将广泛流传于宫廷、官府和民间小型表演性舞蹈分为“健舞”和“软舞”两大类。“健舞”动作矫捷雄健，节奏明快，富于阳刚之美。主要有《阿辽》《拂菻》《拓枝》《大渭州》《黄獐》《达摩支》《棱大》《剑器》《阿连》《胡旋》《胡腾》等曲目；“软舞”抒情性强，优美柔婉，节奏比较舒缓。主要有《垂手罗》《春莺啭》《乌夜啼》《回波乐》《半社》《渠借席》《兰陵王》《凉州》《屈拓枝》《团圆旋》《绿腰》《苏合香》《甘州》等曲目（崔令钦，《教坊记》；段安节，《乐府杂录》）。这些曲目大多数都属于胡乐或不同程度的汲取了胡乐的元素，具有强烈的异域风情。

李白的性格热情豪迈、狂傲不羁、天真烂漫，西市酒肆的胡乐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其次来说说胡酒。

酒肆，自然是要卖酒。在唐代，西域胡酒在长安城特别畅销。初唐时，就有源自高昌的葡萄酒。后来，又有来自波斯的三勒浆、龙膏酒。从西市、通化门、春明门、延兴门一直到曲江一带，沿途都有胡人开设的酒肆。

高昌葡萄酒实现国产化也是在初唐。唐太宗平定高昌国后，将马乳葡萄种籽播种于御苑中。以高昌酿酒法，酿出八色葡萄酒。芳辛酷烈，味兼缇盎。颁赐群臣，深受欢迎。从此以后，长安便流行喝葡萄酒（王钦若，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0《朝贡》三）。

当时，长安城里比较畅销的胡酒主要是从波斯地区进口的洋酒庵摩勒、毗梨勒和诃梨勒（合称“三勒浆”）（李肇，《唐国史补》卷下）。“庵摩勒”梵文作āmalaka，波斯文作 amola；“毗梨勒”梵文作vibhitaka ，波斯文作balila ；“诃梨勒”梵文作harītaki，波斯文作 halila。据《旧唐书·波斯传》记载，波斯产诃梨勒，三勒浆应当就是这种树的果实所酿的三种酒。

唐代还有一种龙膏酒，黑如纯漆，饮之令人神爽，源自乌戈山离国（苏鹗，《杜阳杂编》卷中）。这种“黑如纯漆”的酒，类似于今天的红酒。

李白一生爱酒，西市的胡酒必是令其流连忘返的原因之一。

当时，长安实行宵禁制度，酒肆的营业时间一般不会无限制延长。许多酒肆从上午启门，到宵禁之前打烊为止，中间从不停止营业。但是，朝廷对于胡人聚集的西市，政策有所放宽，允许“夜静坊中有酒沽”（张籍，《寄元员外》）。于是，“皋桥夜沽酒，灯火是谁家”（白居易，《夜归》）的胡肆便成为热爱夜生活的文人骚客们的向往之地。而且，熟客还可以赊账（王绩，《过酒家五首》），这都反映了胡商酒肆的灵活经营方式和宽松的营业时间。所以，李白才可以通宵达旦痛饮，以至于“长安市上酒家眠”（杜甫，《饮中八仙歌》）。

最后再说说胡姬。

自古以来，以歌舞伴食便是中亚地区的传统之一。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，新疆某些地区的餐馆都还保存着以舞女伴食的习俗。

西域胡人来到长安，数量巨大，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妇女。这些胡姬卷发碧眼，高鼻美眉，曼妙多姿，长裙披帛。加之她们能歌善舞，浑身上下充满异国情调，分外妖娆。不仅是各国后宫、宗室、豪门的抢手货，更是酒肆招徕生意的“杀手锏”。

胡姬长得特别漂亮，她们一个个“肌肤如玉鼻如锥”（李端，《胡腾儿》，《图书集成·乐律典》卷八九《舞部》引），在人种上多属于印欧族伊兰种。该人种的颅骨眉脊突出，眼眶深凹，鼻梁高而直锐。男子多为浓眉多髯，女子多为蓝眼睛、双眼皮、瓜子脸，特别漂亮。

胡姬的服饰也很有特色，她们常着窄袖胡衫，帽子上装饰着珍珠或金铃铛，跳舞时闪烁生光。胡衫的后幅拖拽甚长，舞衣前后上卷，束以上绘有葡萄、海兽等纹饰的丝带，带子一端下垂，起舞之时飘荡生姿，曼妙无比。另外，锦缎绯红袍、绿锦裤、红鹿皮靴等都是胡姬们常见的穿着。这些鲜艳、曼妙的胡服，不仅流行于西域，也吸引了中原的汉族妇女大量效仿，风靡大江南北。

胡姬还擅长演奏乐器，最常见的乐器是四弦曲项琵琶（又称“龟兹琵琶”），这种琵琶是像吉他一样横抱在胸前弹奏的，用木拨子或手指都可以弹，甚至还有人能够骑在马上弹奏。琵琶这种拨弦乐器，奏出的声音可刚可柔、节奏明快热烈，很适合调动欢乐的情绪，所以特别受唐人青睐，是胡姬们最拿手的乐器，也是当时最流行乐器。据史料记载，五弦琵琶、竖箜篌、觱篥（bìlì）、毛员鼓、都昙鼓、答腊鼓、鸡娄鼓、羯鼓等也是胡姬们的常用乐器。

正因为胡姬集美貌、智慧、开放、能歌善舞等多种优点于一身，据专家考证，自唐朝以后，许多志怪小说中出现的“狐狸精”其实就是根据“胡姬”的谐音衍化发展而来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只有开放包容，才能发展进步。唯有开放，先进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；唯有包容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，才能使自己充实和强大起来。唐代之所以强大，正是因为包容开放；清代之所以落后，恰是因为闭关锁国。

李白祖辈几代都生活在西域，深受西域文化的熏陶。他在《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》《白鼻騧》《前有樽酒行》《醉后赠王历阳》《流夜郎赠辛判官》《天马歌》《寄远十二首》《猛虎行》《观胡人吹笛》《九日登山》《上云乐》《东山吟》《于阗採花》《关山月》《战城南》《侍从宜春苑，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，听<新莺百啭>歌》等诗歌中都提到胡姬、胡马、胡酒、胡乐等异域元素。他本人会写《和蕃书》（乐史，《李翰林别集序》），会说月支语（李白，《寄远十二首·其十》），爱听人弹奏《青海波》（魏颢，《李翰林集序》），和这些洋妞儿们交流起来毫无语言文化上的隔阂。

因此，相对于洋乐和洋酒来说，李白平生的最爱还是洋妞儿。